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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歌”, 天下人说天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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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说日本
洣崽
一
要安倍承诺不参拜神社的诉求太低且很不策略。
上方大国应当有不动如山以我为主的大气、霸气、从容和定力，不应当那样卑微琐碎。因神社的客观存在，处于那样一个氛围中，日本政要不可能不受其影响，日本百姓不可能不受其影响，因此，仅仅以要求政要不参拜为诉求是不彻底、不策略的。为帮助日本政府和人民及神社脱出军国主义阴影和泥潭，出于国际主义的责任感，出于对世界和平、正义和进步的维护，也出于我国人民的安全和利益，应当更进一步——
我国应当正告日本：
日本神社公然供奉国际法庭认定的战犯的牌位，是对人类正义的蔑视和对联合国尊严与秩序的挑战；供奉国际法庭判决的战犯，意味着它已经蜕变为邪教。作为日本的邻国和过去日本侵略战争的受害国，对日本邪教性质的神社，我国理所当然地严重关注、警惕和反对。想要争取中国人民的谅解和信任，除了日本政要必须停止参拜、摈弃对邪教的迎合取悦怂恿放纵和推波助澜之外，最重要的是，对于邪教性质的神社，日本政府应当——要么勒令其清除战犯牌位及其一切痕迹，要么予以取缔。
否则，两国的交往只能维持在低层面而不可能上台阶，应当声明我们将继续坚决斗争的立场——在政治上、在外交上、在理论上、在联合国讲台……在一切可能的领域，反复地长期地不妥协地斗争，揭批痛斥其邪教本质，让它难受、让它难堪、把它时时处处降格以待；只要它不改，日本就永不能成为正常国家。
在“神社”问题上，不可姑息、不可迁就、不可朦胧模糊、不可草率了事；不然，既有损于我国的尊严与利益，也是对日本、对神社、对世界的不负责任。作为上方大国，我们在原则问题上的斗争应该是堂堂正正、阵线清晰、旗帜鲜明、真理在握的；不跟它玩妥协、退让、讨价还价，让它的花活、技巧、小聪明，如同撞在泰山石头上。
二
关于“靖国神社”，斗争的重点应当由对日本政要参拜的抗议改为对该神社邪教本质的批判。
仅仅反对日本政要对神社的参拜是不够的、是不彻底的；最应当反对的是日本政府庇护下该神社对战犯的供奉。战犯是经过国际法庭审判而认定的，对战犯的供奉，是日本政府对联合国和对国际社会的蔑视和公然挑衅、是严重的反人类事件。我国应当严厉正告日本政府，要求日本政府责令神社限期将所有战犯牌位清除出去、责令神社彻底改正错误并向全世界尤其是日本侵略战争受害国人民道歉，或者取缔神社；否则，对神社以邪教论处，对日本也需重新审视为“带邪教性质的国家”。
我国应当联合战争的受害国和相关国家及其它主张正义的国家，在联合国讲台深刻揭示和严厉批判日本靖国神社的邪教本质，并且因其邪教本质在世界政治文化外交各方各面各领域对日本降格以待。坚持邪教本质只能时时激起人们的它曾为寇贼和强盗的历史记忆、而被周边世界日夜提防高度警惕，永不能成为现代社会的正常国家。
现在，不是日本要不要为战争道歉和悔罪的问题，而是这种道歉与悔罪是真诚还是虚伪、是身体力行还是虚言敷衍、是深刻彻底还是轻描淡写，是它的道歉与悔罪能否过关、是十几亿中国人民和受害国人民能否接受这种道歉与悔罪的问题。日本不应错判形势。
就精神领域的斗争来说，惩戒几个香客不如拆了他的庙——不只是物质之庙，更重要的是精神之庙。这精神之庙的拆除，需要我们的正义批判；没有正义的批判，它是不会自动倒塌的。“拆庙”之事不能够仓促急迫和外力强加，必须发起强有力又智慧和策略的批判，直到日本人民普遍觉悟起来、自发自觉主动地拆除。
中日之间的斗争会是长期的，又斗争又团结，斗而不破。只要双方没有到最后撕破脸、诉诸战争的地步，经济领域的互利往来是明智的；但不能因经济小利放弃我们对邪教的正义批判。
我们对于它神社邪教性质的准确定位，如同蛇打七寸；我们长期坚韧不妥协的对它神社邪教本质的指斥与批判，将会使它很难受；直到它将战犯牌位清除出去，最终改邪归正和道歉。
我国对于日本，要确定地站在道义的高地、确定地立于国力对比的绝对优势地位，不给任何蔑视和觊觎中华的军国主义阴谋野心分子以任何——甚至是做梦——的机会；在交流往来中帮助日本人民肃清历史遗毒、走出历史阴影，直至开启日本人民光明美好、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历史新篇章。
三
时至今日，一些人仍耿耿纠结于“赔款”；是的，当初我国、我国人民确实有要求战争赔款的权利和正义，但我国政府站在政治和道义的高地，已然放弃。
七十年过去了；既已来到江南水乡，我们还有必要对在西北大漠时遗失或捐弃的三皮囊水念念不忘挥之不去吗？时至今日，只要我国经济政策、金融政策稍稍调整略作改善，对于我国经济发展的促进和对于民生的改善，哪里不比那点赔款强？相反，如果我们不聚精会神做好自己的事情，反而折腾于不合时宜已成陈迹的“赔款”事宜，就算一万个顺利，赔款过来了，能有多少呢？特别是能有多少到达百姓手里改善民生呢？
在贫困匮乏的时代、面对一片战争废墟，我国政府我国人民都有对其放弃战争赔款的胸襟和度量，现在，我国面临的是商品和服务的供过于求，面临着生产力严重过剩、闲置、浪费和空转，我们更不必在乎或仰仗这点赔款了。
像祥林嫂那样反复无休止地展现自己的伤痕、唠叨曾经的遭遇、沉浸于“赔款”和“出口恶气”式的自慰幻想，是错的、狭隘的、小家子气的、不合时宜的，无助于我国真正意义的进步和发展。
我们必须向前看，我们必须努力发展，我们要坚守且推进道义和正义的阵地——这是新时代的主题。
四
对解决钓鱼岛问题的建议。
钓鱼岛问题如同中国发展道路上遭遇的一块顽石。开车遇有石头等障碍时，不是非要撞上去不可，应该看远一些；还有其它的方案吗？更何况，还有某些国家怀着各种心态，或许等着看热闹、等着收鹬蚌相争的渔翁之利呢。
在迎面相撞之前，我们把各种或许可行的方案尽可能尝试、做到仁至义尽，有利于我们在道义、外交等诸方面占尽制高点，有利于瓦解敌方同盟、孤立敌人，有利于扩大我方阵线，有利于凝聚起国内万众一心同仇敌忾的气概。如果我们已经做到这一份上，给它阳关大道它不走，给它台阶它不下；如果日本军国主义势力仍一意孤行执意玩火，那它就完全自寻末路。
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我们百余年的厚重心愿。不止如此；还有更宏大高远的目标——往历史上看，我们的老祖宗以及后来的孙中山，以其博大胸襟描绘了“天下大同”的遥远理想；领导我们的共产党人，更有放眼全球服务人类实现共产主义的高远志向，认为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又从现实看，当今世界虽然错综复杂，也无疑显示“全球化”的迹象，“全球化”正迈出一系列坚实的具体步伐：欧盟，非盟，东盟等；现在的中日韩三国与东南亚十国试图构建与欧盟相似的“10+3”体系……凡此种种，依稀显示出“大同世界”或“共产主义”的早期互相联合的雏形。我们有理由欢呼和欢迎这样一种走向大同的趋势。
其实，在日本骄横的外表下，是一种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游离于东西方之间的“弃民”心态；加之岛国多灾多难、地质不稳，有一种深入骨髓的不安全感。它的这种苍凉恐惧的心态，正需要国际社会包括中国的体恤抚慰。这样，才使世界共享和平。中国既然志向高远，就应该把人和国家团结得多多的。
对于钓鱼岛，能否探讨一条既维护我国尊严和实际利益、又超越争端的解决策略，甚至中日两国共同创设一个国际社会从未有过的领土争端解决模式，以避开暗礁，驶向远方。能否由我国倡议在钓鱼岛及其相应海域建立“钓鱼岛世界大同中日先行区”？既然我们的终极理想是实现共产主义（或人类大同），那让钓鱼岛地区先行一步又如何？共产主义社会是国家消亡的社会，因此“钓鱼岛世界大同中日先行区”(以下简称“先行区”)停止任何一方的国家主权，双方的民用军用船只与飞机都可以经由行驶和飞越。建立一个先行区管理机构对该区域行使管理职能，区域内的渔业矿产等资源开发权通过招标拍卖方式来决定；特别可以发展钓鱼岛旅游业，中国客源、日本客源，肯定客源滚滚、财源茂盛，能为先行区带来丰厚收入。资源开发权拍卖所得及其它收入和税收等，设立一个专门账号管理。账号资金用于中日两国间会议成本、促进民间交往（我国胡耀邦书记曾经邀请2000名日本青年访中，今后可以组织更多双方青年互访）、救灾（比如类似于汶川地震、日本311大地震等）、扶贫、兴办教育、科技发明创新奖励、对人类突出贡献奖励等。
这样，钓鱼岛或可以成为中日两民族交往融合的桥梁、纽带？这一设想，应无损于我国尊严与核心利益。日本稍有政治智慧的人物，也没有理由不赞同的。这一设想，或能化剑为犁？实现“钓鱼岛”战略意义——让日本民族这样一条“大鱼”，紧紧地心悦诚服地与中华民族“巨龙”共前进。
走出仇恨着眼未来，显示出我们国家我们民族的力量、襟怀与自信；有利于我国聚精会神排除干扰地实现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国家强盛民族复兴，推进全人类的共产主义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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